北京天坛医院放射科主任高培毅为病人炼就一双“慧眼”
“影像学医生不能仅是操作设备的机械手,简单地看看片子,而应该像侦察兵一样,通过我们的眼睛从多变的影像片中,帮助患者挖出疾病的根源。这才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4月8日,北京天坛医院放射科主任高培毅正在办公室里忙碌着。突然,一名自称要找“救命恩人”的老汉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跪倒在了高培毅面前。
老汉来自福建农村,去年夏天,他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儿子因头痛,在福建、广州和上海等地的大医院诊断为小脑髓母细胞瘤。孩子从网上了解到,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脑部肿瘤。父子俩怀着最后一线希望经人介绍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在仔细审看片子后,高培毅推翻了之前的诊断,认为是小脑占位,结核性脓肿的可能性大,并建议病人回去进行药物抗痨治疗。
现在,孩子小脑的病变经药物治疗已经消失了,又重新开始了大学生活。老汉激动地说:“幸亏有您这一双慧眼,俺娃儿的前程才没有断送。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是病人的不幸练就了我的所长”
高培毅每周仅出半天门诊,但到他办公室找他看片子的病人每天都很多。不管是不是认识,他都热情接待,耐心解答。对此,有的人不理解,他却说:“我的技术是病人给的,是病人的不幸练就了我的所长。所以,我要把所学还给病人。”
一次,一名6岁的男孩被诊断为恶性淋巴瘤,要从内科转到外科治疗,患儿家长慕名找高培毅会诊。经仔细阅片,高培毅推翻了原来的诊断,认为孩子是多发性硬化。后来,经神经内科药物治疗,患儿脑内的病灶逐渐消失,避免了一次医疗事故的发生。
还有一位患者,两年间犯了4次类似脑梗塞症状:呕吐、肢体运动受限,同时伴发烧、皮肤出疹等,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脑梗死或脑肿瘤,给病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通过问诊和分析影像片子,高培毅否定了原来的诊断,建议患者去看免疫科。结果经免疫治疗,这位患者的脑病“不治而愈”。
36岁的李先生是山西大同人,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恶性脑瘤,这样的打击对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李先生的家人跑遍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医院,并到北京几家大医院进行会诊,可最终结果仍维持“原判”,全家人即刻陷入极度绝望之中。后来,当地有一位在北京天坛医院进修过的医生建议他找高培毅会诊。高培毅详细询问了患者的情况,仔细观察了影像资料每一个细节,推翻了先前的诊断,指导患者先做颅内抗炎治疗。3个星期后,奇迹发生了,患者的各种症状消失了!这份迟来的诊断,给病人一家带来了新生。
像这样凭借一双慧眼,挽救疑难病人及其家庭的事例不胜枚举,高培毅精湛的医技在医患中广为流传。
“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是我的理想”
在国内最早提出隐匿性脑血管畸形的影像学诊断方法和影像学征象;首次解决CT脑灌注定量分析无参照值的难点问题,填补了国内动态CT脑灌注图空白;早于美国学者两个月提出循证影像医学概念……在放射影像学领域,高培毅创造了一个个骄人的纪录。
上世纪90年代初,高培毅前往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求学,师从国际著名的美国放射学会主席AnneG.Osborn教授进行博士后课题研究。那些日子,他整天泡在实验室里,饿了就啃一口面包,困了就冲一杯咖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攻下了颅内表皮样囊肿影像学研究这个课题。高培毅的团队在国际上第一次找到了颅内表皮样囊肿的诊断标准,论文发表在同年5月的《美国放射学杂志》上,在业界颇有影响。
接下来,高培毅又对椎管内肠源性囊肿的磁共振影像学表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肠源性囊肿的磁共振影像学诊断标准。经长达5年的临床验证,他所提出的诊断标准使过去术前诊断准确率几乎为零的水平提升到80%。此后,高培毅与美国华盛顿神经病理研究所合作,收集和分析了美国国内的全部相关病例,并以第一作者的身份撰写了论文,发表在《国际神经放射学杂志》上,获得了当年美国神经放射学会优秀论文奖,再次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高培毅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科研业绩深深打动了他的指导老师,Osborn教授特意给北京天坛医院发来电传,高度评价和赞扬了高培毅。美国德州一家医院和新加坡一家医院相继向他投来橄榄枝,承诺提供丰厚的待遇,但他毅然谢绝了这些邀请。高培毅说:“国外再好,条件再优越,毕竟是他乡。用所学报效祖国是我的理想。”
回国后,高培毅站在国际前沿开展相关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比如,他在国内外首次进行的颈动脉分叉切应力分型和血流模式分型,为颈动脉斑块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由他领导的科研小组为脑梗死发生前临床风险评估、诊断提供了一整套影像学检查方法、评价标准和影像技术平台,这对延长患者寿命、减缓急性脑梗死致残者增长速度、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都具有重大意义。
“要像前辈那样,少一些自我,多一些奉献”
高培毅专长神经放射学诊断,对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血管性病变、先天畸形、感染性病变、变性病和白质病等的研究和诊断有独特的技巧和贡献。询问他的“诀窍”,他答道:“影像学医生不能仅是操作设备的机械手,简单地看看片子,而应该像侦察兵一样,通过我们的眼睛从多变的影像片中,帮助患者挖出疾病的根源。这才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他以此完善自己,也以此严格要求学生。无论是科研设计还是论文撰写,甚至连答辩幻灯和标点符号他都不轻易放过。一位博士生在做学位课题时,高培毅帮他选定了当时热点领域中最难的课题——颈动脉分叉血液动力状态的计算流体力学研究作为研究方向。由于没有相关材料可以参照,研究工作一直没有进展,这位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一度产生了放弃的念头。高培毅发现了这个苗头后,及时给予鼓励和帮助,最终让这位学生拿出了高水准的学术成果。高培毅以王忠诚院士为榜样,经常告诫学生“要像前辈那样,少一些自我,多一些奉献”。
努力播种,终于培育出了丰硕的果实。高培毅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13名、博士研究生16名,多名学生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
除了日常的临床工作外,高培毅还承担着大量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在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的关键时期,他白天在科室进行临床工作,凌晨2时起来进行动物实验研究,直至早晨7时,8时后又照常工作。在此期间,他父亲因癌症住院,他都无法抽出时间前往照料。由于长年在放射线下工作,高培毅的白细胞一度降至3000以下,心脏出现小面积心梗,但他依然坚持在医疗第一线。
15次被评为医院优秀共产党员,两次被评为局级优秀共产党员,12次被评为医院先进工作者,4次被评为医院临床教学先进教师,2000年被授予“王忠诚式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光荣称号……荣誉面前,高培毅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就像他时常对学生说的:“大千世界纷乱复杂,不要忘记我们是医者。医生就是为病人服务的,要静心工作,不能浮躁。”